中国，2013年

我来这里太对了，心情又好了，我最近常有的幸福感又回来了。你看，世面多热闹，年轻人多好看，加上各国友人、游客，多国际都会！更何况大家都在消费，刺激内需，贡献社会。记得几个月前，有个在社科院研究农村文化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她外甥女放寒假从兰州来北京玩，住她家，问想去哪里，外甥女说想去Y三买衣服，那朋友打电话问我：什么叫Y三？这书呆子这真是的，不会上网去查一下？Y三开始的时候，是阿迪达斯与日本的山本耀司合作的新时装产品品牌，Y是耀司，三大概是指阿迪达斯的招牌性三斜条设计，牌子在中国做得很火，据说现在全世界最大的市场是在中国，而它在北京的旗舰店，正是在我的眼前，太古村星巴克旺旺的侧对面。记得它在零八年奥运前开幕的时候，只占这家阿迪达斯五层总店在四楼的三分之一店面，现在整个地面一层都属于Y三。当然，阿迪达斯在太古村也扩充了地盘，占了原来耐克的楼，这些都是在李宁和阿迪达斯两家合并重组以后的事了，要谢就谢中国政府的新政策，凡要进入中国市场的品牌，都要含至少百分之二十五中国资本，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则享有更多优惠政策，然后想在上海挂牌上市又必须如何如何，细节我忘了，总之不符合条件的外国品牌要等国家商务部特批，拿不到特批就请退出十三亿五千万人的中国市场。

我们在台湾、香港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以前总认为一个地方要发达起来，是要靠出口，靠节衣缩食小富由俭的累计第一桶金。现在，我们才知道内需和消费的重要。中国人肯花钱，救不了全世界也至少可以成就自己。中国就凭这一点成功的转轨了，虽然内部消费在这些年间由百分之三十五提升到百分之五十左右就再上不去，不过，从方方面面看，还是了不起的成就。

不要以为我是在盲目的吹捧中国，我知道中国问题还很多，但你想想，以美国为祸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我摧毁，二零零八年金融海啸后，稍有起色才没几年，又再度陷入滞涨期，祸延全球，无一幸免，至今未能爬出谷底，惟中国能独善其身，人退我进，三怕两拨让经济奇迹般再度起飞，以内需代替枯涸的出口，以主权财富代替已蒸发的外来资本，预估今年将是连续第三年增长超过百分之十五，不单改写了国际经济的游戏规则，简直是改写了西方经济学，更重要的是社会没有动乱，反而更和谐，真不由你不服气，太了不起了…想到这里，我又被自己给感动了。这是我近来的问题，就是容易感动，有时候还发觉自己眼眶湿湿的。此刻我想起看上去很潦倒的小希，心里有点难过，周围的人都活得好好的，惟独她好像越活越不舒展。我深呼吸，强忍了一下眼泪。我以前是个很酷的人，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容易伤感？我没意识到有一颗泪珠竟如漏网之鱼夺眶而出，掉到半杯桂圆龙井拿铁里。我急忙用纸巾擦眼，离开星巴克。

一个未来的主人翁

自从 北京最好的人文学术书店万圣书园被迫停业后，我很少去海淀区北大东门一带。三联《读书》新春聚会后约一周，我还是去了。过去一周，我过得很好，没有不愉快的事，每天读报上网看电视新闻，每天庆幸自己住在中国，偶然感动一下想流泪，挺幸福的。本来，也没有再惦记小希，因为觉得她现在的状态跟我的心境和生活有点不搭调，只是连续几个晚上，睡觉睡到凌晨醒来前最后的一个梦，都梦到小希，弄得我浑身亢奋，可能是身边太久没有女人的缘故。我还有一次梦到方草地，那是个令人厌烦的梦，走来走去在原地。我有点后悔没拿他们的手机号，而他们也没再联络我，看来我在他们心目中没这么重要。方草地我不知道如何可以找到，也没想找他，那就算了。至于找小希，我还有一条线索，所以来到北大东门。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小希和她妈妈成了个体户，在北大东门外居民楼前的违建平房，开了一家小馆子，叫五味餐馆。我管小希妈叫宋大姐，她家的贵州家乡鹅，有点名气，不过主要是小希和她的一帮朋友们整天泡在那里，一聊就是一晚上，五味一度成了海淀那带老外和知识分子的沙龙。后来停业了几年，到邓小平南巡后，又在附近找了个地方重开，我那时候每到北京还会特意跑去吃饭。不过，已经好多年没去了，馆子还在吗？

我一到北大东门外，马上知道没指望了，整片居民楼、平房都拆了，馆子哪还会在？馆子不在了，万圣书园也不在了，我毫无留恋的走着，打算徒步走去五道口的光合作用书店逛逛，聊胜于无，再去雕刻时光喝杯咖啡。这一代曾经是摇滚乐在西边的根据地，有几处演出场地，不过我近年没有再注意这个圈子，也不知道那些场地还在不在。在成府路上快到五道口的时候，我走过一家店，感觉像错过了什么，回头看，门面有点粗放的设计感，店名叫“五·味”，也没说是中餐馆、西餐厅还是什么演出场地之类。我还真的呆了一下，跟五味餐馆有关吗？我决定推门进去看一看。

里面也是粗放的设计，餐桌椅子都是有设计感的低价普通产品，有个小舞台，勉强可以容下一只四人摇滚乐队。大堂没人，但里屋传出一把宏亮的声音却是我熟悉的。我拨帘走进去，叫一声“宋大姐”。

小希妈一眼认出我：“老陈！”

“宋大姐，我来看你来了”我说完觉得自己有点虚伪。

宋大姐说：“看到你太好了！真是稀客呀！”

她拿了瓶常温的燕京纯生，拖着我到大堂坐下。“见着你太好了，老陈，我还真常惦记着你。”

我有点惭愧，来了北京几年都没想起来问候一下老人家。“我前阵子碰到小希。”

宋大姐突然压低声音说：“你多劝劝她，多劝劝她。”

“我也只是在三联书店偶然碰到她。她会来这里吗？”我问。

“不会！”

“你有她手机吗？我打个电话给她，”我就想要她的手机号。

“她没用手机。”宋大姐一直在看门外，说：“她有电子邮件。她现在整天在网上跟人吵架，地址换来换去。你劝劝她。”

我心想，只能用电邮联络吧，总比联络不上好。

宋大姐站起来：“我去拿她的新邮件地址。”

我有点口是心非说：“不急，待会再拿吧。”

“待会怕忘记。”她急急的走到店后。

我心想，宋大姐还是这么热情，老派人。

这时候，一个年轻人走进来，该是迷死女生那种男生，个子高，样子特别端正，像个运动员，我注意到他穿了双白色高腰球鞋，北京土多大呀，一般男生不大穿白球鞋。他很自信的看着我，好像想知道我是谁，但很有礼貌：“您好！您是…”

“我是…大姐的朋友。”我突然领悟：“你是…”我想说你是小希的儿子？不知为什么犹豫了一下没说。

“姥姥！”男生和宋大姐打招呼。

“来了？我外孙。这位是陈老师。”

我故作惊喜：“你外孙！”

“陈老师，我叫韦国。”

“幸会。一表人才啊”，我们握手。我想起十几年前见过这孩子，小希以前也说过孩子叫韦国。

宋大姐说：“陈老师是台湾人，老顾客”，宋大姐用老顾客来形容我。

“我好像没见过陈老师”，韦国说。

“在老店那边，”宋大姐向韦国解释。“陈老师多年没在北京。”

我说：“大姐，我现在搬到北京来住了。”

韦国不问我住哪个区，却问：“陈老师您是做什么的？”

“我是作家。”

韦国对我的兴趣大了点：“写什么？”

我说：“什么都写，小说，评论…”

“评论什么？”

“吃喝玩乐，文化媒体，企业管理…”

韦国问：“你对中国现状有什么看法？”

宋大姐：“晚上就在这吃饭吧！”

“今天有事，改天吧，大姐！我跟韦国聊一下就走。”

宋大姐说句“你们聊”就走到店后去。

韦国眼神很坚定的看着我，有股年轻人少见的慑人之气。

我想知道小希为什么说跟儿子没话。我故意说：“现在大家都说啦，哪里都不如中国。”小希说过这话像他儿子说的话。

“您说得很好，这是正确的。季羡林先生说过，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是不可阻挡的。”

我逗他：“那你，打算在中国人的世纪做些什么？”

一般年轻人都会腼腆一下才回答，韦国不是：“我现在上北大法学院，毕业后，我会报考公务员。”

“当官？”

“国家和党需要最优秀的人才。”

我想起小希提过中宣部，试探说：“韦国，如果随便让你挑，你想去什么部委？”

“中宣部！”

没想到他如此坦率。

他补充：“当然，中宣部不是随便进的，这只是我现阶段的最高理想。”

我问：“为什么是中宣部？”

“一个国家民族不能只靠物质力量，还要有精神力量，人民才会团结在一起。硬实力重要，软实力一样重要。我觉得中宣部非常重要，现在还做得不够好，可以做得更好。”

我问：“可以怎么好法？”

他好像训练有素：“譬如说，对网络和网民的理解还不够，对年轻人的走向也掌握得不够精准，这方面我可以有贡献。还有我是学法的，可以替中宣部的每一项决策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配合依法治国的国家政策。当然，作为年轻人，我也有不成熟、浪漫的一面，我认为中宣部很浪漫。”他终于有点腼腆。

“浪漫？怎么说？”

“您是作家，您应该知道，只有精神的才是浪漫的，中宣部就是领导全国人民精神生活的。”

我不想再谈中宣部，指了指舞台：“你们还有现场表演？”

“一些新人的乐队，也有学校社团的，每天晚上都有演出，是我给姥姥出的主意。来这里的什么样的年轻人都有，有助于我了解他们的心态和动向。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呀。”

我故意说：“弄一个这样的场所，鱼龙混杂，不会影响你的前途？”

他大概觉得我有点幼稚，说：“那你太小看我们党和政府了，一切都在党和政府的掌控中，一切是清清楚楚的。”

我说：“高兴与你聊天，韦国。有意思，但我得走了。”

“祝您在北京玩的愉快，写文章多介绍中国的真实面貌，叫台湾同胞不要随便相信西方媒体”，他说。

我想说“跟你姥姥说我走了”，宋大姐走出来：“怎么走了？”

“有事，在东边，早点走，怕碰上高峰”，我说。

“有空过来吃家乡鹅。”宋大姐伸手。

“一定一定，大姐你多保重。”我双手握住宋大姐的手。

握着手，我及时反应的取过大姐手中的小纸条。

大姐和我竟有依依不舍的感觉。

我走出门之际，韦国叫住我，冷冷的问：“陈老师，最近见着我妈了没？“

我一张口竟撒谎：“没有。”

他礼貌的说再见。

我点点头，禁不住再瞄了一眼他那双雪白的球鞋。

陈老师的本命年

今年是我的本命年，是该有些奇奇怪怪的事发生了，譬如经常把自己感动得想流眼泪，譬如小希以及方草地的相继出现，都令我隐隐的感到异常。

我已经很久没有遇到小希和方草地这样跟社会氛围完全不相配的人了。当然，中国这么大，什么样的人都有，事实上从八十年代中我初来大陆，直到前几年，我还没少认识这样的人，但这几年却少了，尤其是全球经济进入冰火期，、中国盛世正式开始后，我的生活圈子再没有这样不合时宜的人了。

先说三类我常交往的人：

一类是我家的清洁阿姨，我只请户籍北京，家人都在北京的下岗女工，因为我老不在家，用北京人，安心。现在那位阿姨的女儿都大学毕业在外企工作，生活不成问题，只是喜欢动、喜欢干活。她边干活，边说她女儿和女儿男朋友的琐事，例如女儿烫个头发花了多少钱，或女儿男朋友可能要被调到上海去。她还会把她从福建东南卫视上看到的台湾新闻告诉我。我就坐在书桌旁边边看电脑边听。有时候她让我烦，有时候我感谢她让我知道老百姓的事。

二类是流行媒体的记者，大多年轻，却个个生猛，全中国值得他们知道的事情他们都知道，谁火谁不火、哪个夜店in哪个out、哪部贺岁片棒哪部烂、今年去哪旅行才酷，都知道。他们要做各种专题，凡想要找一个境外人士发表些意见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想到我这位在京的台湾文化名人，方便嘛。北京媒体多，每个月总会有几个记者来找我，我也很乐意跟他或她们聊，知道年轻人流行些什么、有什么时尚玩意儿，让自己不落伍。

三类是出版社的编辑。我有几本书的简体版都卖得不错，故常有出版社的编辑来找我，想替我出书，只是这几年我一本都写不出来，只能推销自己一些尚未在大陆出版的台湾旧作，有一两本还真给我重新包装一下快要出简体版了。有时候，他们会带我去见出版社老总，有些我早认识，以为他们什么都不是，现在则是什么出版集团的总经理，牛哄哄的，一般对我的书没什么兴趣，只跟我谈集团上市。偶然，作为台湾文化界在大陆的一个人物，我更有机会碰到一些新闻总署、文化部、对台办、统战部的官员。现在，在中国当官当然是最了不起的事，个个都很有风范，不管什么级别说起话来都气宇轩昂的。他们把台湾人当小老弟，只要求你当他们是老大哥。

我说我是台湾文化界的一个人物，各位不会太有意见吧？我虽然香港出生，在调景岭念完小学，才追随父母迁居台湾，但我还真觉得自己是个台湾人。我从小爱看书，高中就立志当作家，升大学的第一志愿是台大英文系，白先勇的系，退而求其次是台大中文系，林文月的系。结果都进不了，去了文化大学新闻系。我大二那年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调景岭的春天》，还得到《中央日报》大学生组短篇小说奖第二名，我知道那是因为我念的是文大而不是台大，才不让我拿第一。